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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城&王玉平:在画中看古论今

    时间: 2014.2.11

    艺术家王玉平与作家阿城是好友,因王玉平在中央美院举办了一场作品展,鲜少露面的阿城破例现身,于是有了这次信息量极为丰富的名家对谈。

    北京的前世今生

    此次画展以近两年来王玉平拎着画具走街串巷画北京城的作品为主,虽然是以现今的北京为对象,却能看到过去老北京城宁静淡然的味道。他自幼生在北京,曾经画过很多地方,说起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王玉平说,“没事的时候往胡同里溜达,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做,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想画出来。北海这些都是小时候画过的,有点儿像回到小时候记忆里的北京,街上人和车都不多,比较安静。可能也是帮助自己回忆,人上了岁数就爱回忆过去了。”

    王玉平每张平均要画三个小时,画着画着上了瘾,两天不上街就浑身难受。他说北京人爱看热闹,画得不好真挤对你,画得好也真夸你。在他画画的视频里,来往的人们常会停下来,有买菜晨练的老太太,也有拎满手购物袋的姑娘,还有情侣品头论足。最有趣的是在胡同里被居民围观,一个穿睡衣摇折扇的中年男人在旁边守了两个半小时,不断给街坊四邻讲解,“清晰,干净利落,细致,这功底起码十年以上!一看就知道是铃铛胡同,我们家门口。”路过的阿姨看到也说,“哟,画得太好了,跟真的一样。”

    他的好友阿城同样是生在北京,对老北京文化相当熟悉,阿城看画过程中讲起了许多关于北京的古今逸事。

    比如他看到王玉平画的雪景说,“北京的建筑就得是下雨天、下雪天才好看,因为它们是徽派建筑,在湿的地方最适宜,一干就粉了。以前北方不是灰砖,是土坯,灰砖是徽派建筑带来的。明朝朱家是安徽人,朱元璋放牛的时候看地主家是灰砖房子,等自己得天下的时候就都盖灰砖房子。明朝先是建都南京,灰砖,后来朱棣建都北京,北京也灰砖了。这对元大都是挺大改变,金、元是土坯城墙,讲究的大帐篷,后海什刹海北海中南海是饮马的地方,马甸以北是放马的地方,琼岛白塔是中轴线,与元上都在同一经度。明朝忌讳,朱棣是燕王的时候北元还没有亡,建都时把中轴线东移到景山的煤山了。长城本来都是土坯垒的,现在山西以西还是如此,明朝把河北这一段砌上灰砖了。都说四合院是北京特点,其实是徽派的天井扩大了。北方风大,风进了院子出不去,裹着树叶子转圈儿,鬼打墙,只能忍了。北方一直是讲究房朝南,单面向阳斜顶陕西现在还是这样,院大不兜风,是北方民族长期积累的环保节能的做法,南方人不懂毁了。南方人在北方做建筑的另一个例子是北京的现代SOHO,高楼的窄间距造成七八级穿堂风,把小白领们都吹成前倾45度角了,文件夹一旦掉了,要找得去天津了。老北京建筑是徽派,气候环境却是蒙古,把北京看成蒙古就找到北了。长期以来北京的建筑引进都没考虑到‘蒙古’。蒙古怎么可以做玻璃幕墙玻璃蛋?太二了,没有沙尘很干净的地方才能做。”

    阿城还说:“说回来老北京精彩还是在院子里,街上不行。咸丰年间,日本来了一汉学家团队,崇拜中国,结果到北京一看到处是人屎,胡同儿里成下弧形状,脏土垃圾沿墙堆上去,脏水出门儿泼街上。日本人那时候儿穷,但是爱干净,觉得打击很大,回去有几个人自杀了,还有些人从此不碰汉学。我小时候就这样,五十年代初有个爱国卫生运动把垃圾都铲了,街才平了。”

    聊起过去的北京,王玉平小时候住在白纸坊,周围都是乱坟岗子,稍微施个工,挖两米就是成筐的骨头,大人小孩都有,那里过去都是葬穷人、病人的地方,刨个坑就埋了。于是阿城提起了一段被埋没的历史,进而引出了现在北京话的由来:“当年李自成进北京,吴三桂开山海关,引满人进来,发生了一件大事—北京那时闹鼠疫。因为游牧民族对鼠疫特别敏感,一看草原上有老鼠死成堆,就知道这有鼠疫,马上撤掉。当时他们一看北京正闹鼠疫,就停住了,其实满人没有攻打北京。李自成只带了几个人从瘟疫地区逃出去,到湖北被杀。之所以满人兵不血刃,是因为明朝北京人都死了,带安徽音儿的北京话儿也就没了。满人和蒙古人进京后,蒙八旗在海淀外围,内城是满八旗,生的小孩都是三河县老妈子奶大的,牙牙学语,造成现在我们北京话的根儿是三河县老妈子的。‘母们,哟,喝,您瞅瞅,别介呀’,都是,满蒙贵族无非是语速慢,矜持;奴才要语速快。游牧民族的语言特点在北京话里也有混杂,比如黑不溜秋、乌漆麻黑,呼啦啦,咕噔噔……后面有叠音的都是游牧民族的特点,唇齿音特别多,喉音没有,声音不靠后,广东话的声音是靠后的。”艺术与语言、审美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阿城亦是画家,在1980年代是重要艺术团体星星画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他说自己是一失足变成了文学青年。在阿城眼中,王玉平是现在中国油画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但市场搅得大家没有心情去辨别,因为如今钱是量化标准。他认为,模糊不清的民族艺术成分到王玉平这里才有了样子,之前不少大家都曾有过努力,但是王玉平“他善用品色,很多人用不好,找不对关系。颜色关系里,必须有调子里的灰,哪怕只有一笔,品色才对,特别亮。他画里的模特挂玉的红绳,在白底子上就会只是品色红,但在灰调子里,红就发光。”

    “欧洲是多云天气,一切都理所当然笼罩在灰调子里,马蒂斯想玩品色,但不敢一品到底,结果还被称为野兽派,品色在欧洲就是野兽,没教养。高更也是这样,跑到热带去,还是不敢放开了画品色,很可惜。高更和梵高的分手,是梵高要色更品,终于见到日本美术,狂喜,成为他去世前一大题材。不过日本哪怕是民间的浮世绘,都有兰灰、绿灰或紫灰,中国民间才是纯品的世界,另外的说法就是恶俗。张艺谋就是追求品,但是不懂先要有灰调子,才会有品色的明亮,所以两头都没着。玉平做对了,做好了,他的画在欧洲也会得到充分感受的。法国的维雅尔,小时候家里是裁缝,满眼都是布的颜色,他的绘画成就,在我看就是将灰调子和品色搭配成优雅。同是纳比派的勃纳尔,相对就收敛多了。玉平在灰调子与品色的配合上,非常锋利,非常敏锐,非常迷人。中国人对品色是有感情的,过年过节都是品色,西方的调子系统是排斥品色的,太跳。”

    王玉平谈起用品色,自己心里有豁亮的感觉,阿城的解释十分有趣:“这还有萨满教的原因,驱邪,给中国人心里很大的安慰,有潜意识里的传统。所谓民族的,让我来说就是萨满的。萨满那些巫婆神汉一身的品色,只有它能驱魔、召唤祖先。像张家口往北蔚县的刻纸,刻完拿品色一点,一沓全都有了,窗花绣样都是品色。玉平还有很多随机的痕迹。品色、调子、随机痕迹,三样一起,已入化境。”

    对颜色的认识和语言有关系。阿城说,法语里,颜色是复合词:这个调子里的红和那个调子里的红。所以法国人天生是画家,他按语言去调色。东方是蒙古,因为蒙语对颜色的描绘也是复合词。他当年插队跟内蒙人说,那白马很漂亮,人家反问你说哪匹,哪有白的?而我们的语言红就是红,不会说处在什么调子里,汉语关于颜色的复合词非常少且单调。语言会影响一个人去辨识,调子是偏绿或是偏蓝,法语、西班牙语都有很精确的描述,从小妈妈跟孩子说把什么样的毛巾拿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画家了,只是没有拿画笔去调那个颜色。我们看到东西,描绘它的主要特征,是符号性的,之后它反过来就异化了你的眼睛。你按符号去辨别,虽然看到了调子,但语言异化了,怎么去分辨?

    关于审美,阿城说如果用语言表达,会歧义很多。“我们对脑的研究突飞猛进。所有感官信号进来都变成脑语言,也就是变成某种频率,这个频率如果和你生物本能的频率谐振,就是“美”的。你接受的频率越是复合性的,例如音乐里的和声,或者绘画中的调子,所引起的生物本能的频率就越多,感受就越丰富。频率谐振大于思想,思想是符号组织,频率是本能。语言会异化我们的感觉,所谓民族,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区别。”

    “艺术到当代则异化为文本,都必须归为思想、语言能够解析的文本。文论家、策展人成了主流。美国学生去修艺术学分,问学到了什么,说学到了思想。必须文本化才能批评,没有就不能批评也就不是艺术。可是文本不谐振,只有直觉才谐振。中国在上世纪有过一次文本化,就是文化大革命。文本化的结果就是艺术家会退化,艺术家退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艺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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