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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道先生关于生平和艺术的答问

    时间: 2020.4.14

    采访者:朱京生  吕静

    采访时间:2008年12月3日

    采访地点:通州梨园常道先生画室

    整理:朱京生

    朱京生(以下简称朱):王先生好,请您谈谈家庭情况。

    常道(以下简称常):我的祖籍是山西太原,六代至我居天津,先祖做什么,不知道,爷爷是公务员,父亲是会计,家境较贫寒,我出生于1936年6月23日农历是丙子年五月五日。

    朱:您的名、字、号的由来?

    常:我是秉字辈,秉复的“复”是父亲的朋友段善之起的,后来我见古训里有“常道复?祗梅”知道他有来历,何况古人有陈道复、沈复、严复,似乎复是个好字。而复与常道有关,常道在老子道德经中是个说不清道不明不可知的东西,是乎是命运的代名词,所以在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分子,于是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字叫常道。

    吕静(以下简称吕):您的其他别号的来历?

    常:堂号“三实堂”。1961年在北京市工艺美校,任教当时国画教研班。会上我曾说作学问要敢于实践、实干。实际,教山水的崔辑五先生当即总结为“三实”,此后请宁斧成先生刻了一方两面印,一面是“常道人”,一面是“三实堂”,又请李苦禅先生写了“三实”二字。

    朱:那“造林指挥部员外郎”的来历呢?

    常:1964年我被发往门头沟上清水村的二轻局造林队去劳动,一去二年多,第二年我被借调到上清水村的造林指挥部(下辖北京市在西山的七个造林队), 去做造林统计,干了两三个月,我觉的乏味,给校领导写信要求回造林队劳动。1979年我又回到学校任教,旧日学生王宁(当时在海淀文化局工作),被我邀来给学生讲篆刻,此时我请他给我刻了“造林指挥部员外郎”一方印,这事一方面我想附丽杜甫的“二部员外郎”,一方面也是暗指1964年这件事,以志不忘。

    吕:还有其他的号呢?

    常:“太原王氏”印是自己刻的,“北郭处士”是80年代居安定门外黄寺时自已刻的。

    朱:“崇璜尚质”印文的含意是什么?

    常:我从少年时即崇拜齐白石,所以1956年到美院后有人叫我“小黑石头子”,1980年代后又逐渐理解了黄宾虹,所以有人给我起个绰号叫“迷齐黄”,因而我请卜希阳为我刻一印,卜先生以为此号非雅,改成“崇璜尚质”,璜是齐白石的名,质是黄宾虹的初名。崇尚二位,意义未变,而入大雅。

    吕:您幼年启蒙老师是谁?

    常:三四岁时我爱剪纸,用的是当时的报纸,大凡每日剪的是汽车。五、六岁时常看家里的一套绘画读物有如《枪的故事》《船的故事》……之类,有几十种。

    再后来就是小人书,可以说小人书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用铅笔临摹小人书的英雄人物,现在还存有当时临的“梁山一百零八将”,是照着赵宏本画的《水浒传》画的,写字没描过红模子,都是父亲写了我对临,他是写魏碑的,在忠恕小学我写字画画都还不错,忠怒小学毕业前由美术老师主持制作一本同学录,扉页有一个《校舍图》是我画的,那是我第一张写生,虽然同学录上明书我是制版者,但我除了绘画那张图之外,其它刻腊版、油印、装订都是王老师一手代劳的。后来到二区一小复读六年级时,美术老师只会画地瓜。甚至有人(包括老师)说我画的比他好,那时几个同学合刻一套木刻画《转战大别山》,版面是我画上去的,当时是临摹。

    我的表姑父胡定九是铃铛阁(市三中)的音乐美术教员,书画皆佳,像刘炳森,张仁芝都出自他的门下,父亲曾让我叩头拜师,我不好意思,再说住的较远,又不常见面,所以没机会跟他学习。

    朱:您怎样上的中央美院?

    常:一个隅然的机缘,1950年看到当时苏联拍的纪录片《锦绣河山》,其中有一段杭州西湖边上画写生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师生的镜头,我知道有这个学校,就立志报考。

    朱:考前阶段是如何准备的?

    常:初中有美术课,画素描,有美术小组,也是画素描,那时我是速写本不离手,在“全市美术辅导讲座”上听过美院张江丰和天津美协主席马达的讲座,那时我也临过像荷尔拜因、安格尔、伦勃朗的素描,还用水彩临过列宾的《给苏丹写信》,还照画册做个雕塑,《肖邦假面像》,自然立体感较差(当时不懂至少要正、侧两个角度照片,才能弄清楚三度空间)。1953年美院附中第一届招生,我报上了名但误了考期,没考成。

    吕:中学期间有创作吗?

    常:班上版报上我几次给语文课作文插图,现在还有四联画《卖炭翁》留存,这组画后来美院报名时寄去报名,还画过其它,甚至其他老师也让我画过插图,不过都没留下来。

    朱:您肖像的功夫也是那时练出来的吧?

    常:那时班上的同学都做过我的模特,毕业前每人一张,所以今日我抓形抓的准,感觉敏锐,时而有传神之妙,都是中学时打下的基础,后来上了中央美院,长期作业我只能得四分,而我的速写很得刘勃舒先生的好评。

    吕:高中毕业您的志愿还是考美院吗?

    常:仍然是要考美院,毕业前共青团委曾推荐保送我去哈军工,或军委俄专,我说明我的宿愿,承蒙关照,其事作罢。

    朱:您第一志愿报的是国画系,第二志愿呢?

    常:因为崇拜齐白石,第一志愿是国画系,第二志愿是雕塑系,因为我崇拜米开朗基罗,至今我还做案头小雕塑以为消遣。

    吕:当时考试考那几项?

    常:画素描石膏头像,创作题是《英雄们》,我画的是青纱帐里三个游击队员,用铅笔,很快就画完了,初试发榜,榜上有名,次日口试。主考是蒋兆和先生,他问:“你为什么喜欢艺术?”我答:不知为什么,即如饥饿要食,困倦要睡一样,是一种生理反应,他也没再问,口试完毕,回天津参加统考。

    吕:没作别的考虑?

    常:统考报师范语文系,想美院考不取作个语文教师,业余时间画画,结果都录取了,我自然去了美院。

    朱:当时美院国画系叫做彩墨画系,有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您是否有失落感?

    常:当时推行苏联的“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法”,口号是“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中国画也不例外)的基础”。一年级教的课程是素描、水彩、墨画(即水墨写生静物和风景),虽然李苦禅先生带领去拜谒了齐白石(当时李先生也不上课,而是在工会卖电影票),可是根本没接触传统的中国画,我有些失望。

    朱:美院彩墨系尚未实行画室制,都有那些老师给您上过课?

    常:一、二年级有刘勃舒,李斛、李琦、黄润华(教素描和速写),肖淑芳(水彩),宗其香(墨画),刘凌沧、黄均、陆鸿年(工笔人物临摹、永乐宫壁画临摹);三、四年级,李苦禅(写意花鸟与书法), 外聘高希舜(花鸟写生)、外聘秦仲文、吴镜汀(山水临摹),李可染(山水写生)、蒋兆和(人物写生),叶浅予(白描写生)。

    朱:其中是您受益最大的是那几位先生?

    常:叶先生是当时的系主任,从小我就知道他,因为看过《王先生与小陈》,叶先生是画漫画出身,以其才华被徐悲鸿请到美院来,但他并不与徐悲鸿和后来的江丰一般见识,他并不谈主义,而在作法上是兼收并蓄,重视传统派画家,像外聘高希舜、秦仲文、吴镜汀授课便是。再有,他利用美协副主席职务之便,大凡外地画家来京,他必请来国画系,当众画画、坐谈,像陕西的赵望云,上海的唐云、王个移,杭州的潘天寿,南京的付抱石,广东的黎雄才,北京的陈半丁、徐燕孙、王雪涛、溥雪斋等等,国画界的精英如何画画我都亲眼见过(可惜1956年齐白石已不能来美院画画了,1957年仙逝)。大凡大家作画,都如李可染先生所言:中国画一大特色(白纸对青天)铺上纸,笔水墨按一定顺序,逐渐生成形象(当时叫做程式化。也有人贬之为公式化),我却体会到那是“作画当如作字法”(黄宾虹语),后来我写了《骨法发微》一书,把这种笔笔相生的法则叫作“骨法用笔”。再有,应该感谢叶浅予先生的是他指出一条明路,让我们对临陈老莲的《水浒传》和任渭长的《剑侠传》、于越的《先贤传》和任熊的《列仙酒牌》,当时有人问好在何处?因为陈老莲画的人物头都太大,叶先生不予解释,只说日后自然有益。这就像黄宾虹听他启蒙师一句“作画当如作字法”一生受用一样,我此后对临陈、任的白描无数次,到我在美校教白描时还是用他们作为教材,1980年代编著《骨法发微》也是在这种实践基础上的总结。我的人物画在用笔上有得益于此,90年代结合用墨,是学了齐白石的人物画补充进去的。

    朱:之外还有哪位先生?

    常:蒋兆和先生好讲“人的视觉敏锐是天生的”,他举例婴儿能认人(母亲或乳母),但是把视觉形象固定在纸上就要经过训练了。

    朱:有人不认为蒋先生的画是中国画,您怎么看?

    常:外表不像,因为有些调子的皴擦。实际是中国画,因为他是笔笔相生的,他画头像是直接用毛笔,从鼻根横向画一较正的眼,再找另一眼相对应的点(眼角)和眼线(眼脸),然后他再画鼻子,两额、鼻颊沟(不够深即不够与视线平行的面,或不形成切线他就用擦),再接下是口、下颌、两腮,眼以上眉毛,眉弓,额头,最后是耳与头,这种由内而外,笔笔相生的画法,与元人王铎的《写真密诀》、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篇》所叙中国传统肖像画用笔顺序大致相同的。

    吕:您教我们临摹永乐宫头像也是这个“骨法用笔”?

    常:大同小异,一个“骨法用笔”,临摹、写生、创作一法贯众法,“骨法用笔”就是《石涛画语录》开篇“一画章”,其实中西画都是一笔笔加上去的,不然就是照像了,一按快门就都生出来了,不过中国画笔是有秩序的,经过锤练的,油画可以覆盖,所以有些起稿时群青和熟赭的大调子的笔触,最后是不见了,中国古代壁画像唐永泰公主墓,最初勒定大形是用木柴棒画的。中国画在文人画产生之前也有“作画不如作字法”这种画,而西洋画也有下笔很准的画,马蒂斯的人体线描何其简洁,毕加索在暗室里用手电光画了个一笔画(人像)那岂不也是“骨法用笔”?所以“骨法用笔”与否,不可以中西分野,也不尽以今古分野,用线造型是中国绘画工具毛笔和中国画法的特殊性造成的。

    朱:您在美院时有山西永济永乐宫、广西、敦煌三次远行,都有哪些收获?

    常:1958年秋到山西永济永乐宫去临摹,三门峡水库蓄水之前要将永乐宫从黄河边上的旧址,搬到北面中条山台地以上,当时北京古建所负责拆迁,文化部特命所属中央美院国画系,临摹全部永乐宫壁画。

    在我们去临摹之前永乐宫正殿——三清殿朝元图已经让五年级临完了(就是卢沉、蒋采萍那个班),后面纯阳、重阳两殿,吕纯阳与五重阳生平仙迹是由我们班和上一班(那班人少,只三四个人),加上陆鸿年、黄润华、黄均、王定理几位老师,不足20人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将两殿壁画临完,最前面还有一个龙虎殿是次年由几个青年老师去临的,全部临本后来都归文化部收存,三清殿临本曾几度在国内外展览。

    陆鸿年作了一堆泥版,在上面临了三清殿神头像,那黄泥土是我跟他从黄河边上挖来的。

    陆先生还临了一壁《钟离权度吕洞宾图》。后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元代部分陈列着,那时临摹都是用玻璃纸或考贝纸直接从墙上勾勒,然后再过到横竖两层裱在一起的高丽纸上,每人画宽二尺的竖条,自上到下卷着对临壁画,业余时间我搨下三清殿全部拱眼伎乐,勾摹三清殿神首三四十尊,着色临摹神将头一尊,后来我上白描课都用作教材。其他我用速写本对临纯、重二殿的人物,对前、后、侧、立、坐各种动态的人物衣纹进行记录和比较归纳,这对我教学乃至后来编著《骨法发微》,对衣纹的规律把握起了奠基的作用。

    1959年春,国庆十周年之际,为十大建筑之一的民族宫画壁画《毛主席和全国五十六个民族代表在一起》,由陆鸿年先生带领到武汉民族学院参观,然后赴广西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龙胜和三江采风,这是我第一次远游画了些少数民族写生,游了漓江,也画了些速写。

    1960年秋,全校五个年级中除版画系,国画、油画、雕塑系到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学习古代艺术,国画系有临摹任务,我被分配临摹初唐323窟南壁中央部分,上面有一堆一平方尺的剥落痕迹,那是条大船,被华尔纳粘走了,我临的是其右下方三个骑牲口的人和站立的三个妇人。

    再有就是61窟南壁的城防战争,61窟最有价值的是西壁的五台山图,我临了一些局部,在任务之外,我用速写本临了相当多的局部,包括藻井、平棋、供养人,包括彩塑也都写生,那时千佛洞栈道窟门尚未修好,只有第三窑,(那里有元代千手观音白描画是锁着的),其他都是横向开洞,洞洞相连,所以那时我是拿着小本,一个水彩盒,几技小红毛到处乱窜,眼不停的搜索,手不停的临摹,自况为一贪婪的耗子,这些记录现在仍存。敦煌一月收获,终生受用,过去接触的传统只是故宫收藏的传世卷轴画,最早推到顾恺之,而且是宋摹本,到了敦煌无论数量还是年代都是传世作品所不可比拟的,当时只知临摹,不期20年后这些吸取传统的营养都在《世说新语》的创作中发挥出作用。记得有一次穿洞忘了来路,日落西山,东面三危山已经由红变紫,天快黑了,该回去吃晚饭了,在五六个洞子里来回跑了四五次,也出不去了,确实有些心慌,最后在一个力士塑像的背后找到了出口。

    朱:沉迷如此,流连忘返,真有“醉中浑不记,归路月黄昏”的意思了。

    常:1980年我再访莫高窟时,这些横穿的洞门全用白灰封死了,洞外修了栈道,每窟都按了门加了锁,非导游引领不得进入,入内光线也暗了,更不得临摹了,我怀念1960年敦煌之行,于是就翻了我当年的小本子。

    朱:您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这事可以谈谈吗?

    常:1957年入夏之后整风,大鸣大放,后来发展成反“右派运动“,其时我们正在河北满城要庄农村写生,所以我没鸣没放也没写过大字报,可是回到学校,我就成了被揭发批判的对象。不过是我在宿舍里说过的一些话,什么”马克西莫夫滚回去“,”张仃长得像西特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公式等等“,还有狂枉自大,看不起人……,不久学校”反右“转向院长江丰集团,我以为就没我的事了,那时每个“右派”戴顶帽,都在雕塑工厂厂房背面有一张大字报,那是定性定案标志,忽然一天我被画了一张大头像,两个眼睛里各书一字“反”“党”,这样我就成了”右派“眼睛里有反党二字的人,创意是来自批判会上某同学一派不实的揭发材料,当时我说“你这样说敢对着我的眼睛看吗”,由此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判词:右派分子王秉复反党情节虽不严重,但是态度极其恶劣。

    在那个张榜的墙上,我是倒数第二名,最后一人叫刘小溪,他之后运动就结束了,他是”右派“榜上的孙山,八十年代才有人告诉我,我是替补队员,此前有人被保护下拿我去顶替充数,还有位革命群众,“文革”时看过我的档案,说我的“右派”言论承报了三次,头两次夏衍部长都批“不够”。是指我的言论质量差,同时是否也指美院”右派“人数不够呢?不得而知。

    吕:一个”右派“学生,会有什么待遇呢?

    常:这在你们今天的年轻人,是很难想像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但是党是宽大为怀,虽是敌我矛盾都按内部矛盾处理。

    朱:对您怎么处理法?

    张榜、行政处分是留校查看、开除团藉,当时“极右分子”是到北大荒劳教,院内右派大多数都到双桥农场去劳动,教师只留一个王逊因病没去,学生里三人没去,袁运生、薜士圻和我,后来他俩也去了双桥,全校就剩我一个跟班上课。

    朱:看来还是区别对待的,跟班上课又怎样,右派总与非右派有区别

    常:当然,当时要最大限度地把”右派“分子孤立起来,那就是没人敢答理我,过去要好的见面微微点头那就不错,但是有人警惕性不高,版画系某同学”反右“后还与我一同去画水彩写生,不久见了我表现出鄙夷的神情,好像是我欺骗了他,自然是我的”右派“身份提醒了他。当然还有些同学好象脑子并没有左右这根弦,油画系的某同学还和我讨论油画民族化问题,我承蒙其看得起竟把1957年春节苦禅先生所画六尺《双鹰图》送给了他。

    1958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有一次忽然想起学校还留着一个活靶子,那是一次游行,回来后几位左派同学把我叫去,问为什么游行时中途退出了,我说没有这回事,我是一直跟队伍回来的,他们也没说什么让我走了。还有一次全校集体参观军博,在门口等侯集合的人事科的人瞧见我,告诉我的监管人,没让我参观,叫我单独回去了。
        1958年全民皆兵,还发给我一个民兵的红箍,不久又把那箍要回去了。其实后来也没看见谁戴那箍,在那敢想敢干的时候可能对右派怎样处理也没一定的章程,选举人民代表,发给我选民证,虽说不缺我这一票,但那时不算敌人,还算公民,那时班上都在画连环画,我也画了一套《战斗故事》草图,监管人把他交给了叶先生,叶先生把我叫了去,翻阅着我的画稿说:“红旗打了那么多窟窿,战士衣服破烂,有损英雄形象”,我点头认可,心想那不更说明战斗激烈,英勇顽强吗,但是我得照顾叶先生的苦衷,让我画是考验我,让叶先生教育我也是考验叶先生。

    1958年批巴人“人性论”,我也受命写了一张大字报,把“人性论”批了一通,这次没有什么反响,总之那时总想知道我换了招有什么反应,那时是一个月还要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一次我写了个什么句子,好像触犯了什么,一帮雕塑工厂的右派被召来批判了我一通,表示非常气愤。我心想你们气愤的着吗?对现实(大跃进)的想法要写,还要挖思想根源出身背景、历史问题,我的历史问题,深挖是解放前(十三岁之前)当过童子军,还入过一贯道(我姥姥拉我去的),后来没其他历史问题,可能是不够年龄,家庭出身是我生之初,家道虽已败落,但还有一个五进院落的大宅院。还听说一个笑话,我的远房本家的叔祖,本来是铃铛中学的校长,后来也不知怎么来了官瘾,捐了个知县当,哪知一到任就让土匪绑了票,这些深挖的东西大都存在挡案里。到1964年工艺美校再批判的时候,开了个黑画展,介绍我出身就变成大地主大官僚了,这展览后来由李书记陪我看,我说这成份不对吧?没那么高,他说你档案里就这么写的。我至今不知道是美院还是美校把我的成分提到那么高,可是我想归根到底,怨我自己那时挖的太深。

    1958年夏天,我总觉的有个生人跟着我,后来我到我二大爷家去,那是我在北京唯一亲属,每去他家要向监管人请假,二大爷说学校来人问你最近有什么异常,为什么表现沉默?说国画系走廊东头的厕所里发现反动标语,怀疑与你有关。我才知道跟踪我的那人的来由,才解开我心中疑团。

    古人云“动则得咎”此时我是“不动也得咎”。

    吕:那时您是否心情很不好?

    常:刚”反右“时心情不佳,久而久之“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偶发变成常态,也就无所谓了。

    吕:您受了打击,屈辱,如何排解,什么是您的生活的动力和乐趣呢?

    常:我就靠读书画画,留校跟班上课就是有这个条件,除去什么除四害、打麻雀、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的劳动(其实那些所有同学都一样的),总是有时间读书画画的,1958年在留学生食堂(在学生食堂南面五八年留学生全走了那里空着),监管人挑了我几张画,记的一张是L同学的油画像,一张是头年去满城的印象,几个女社员收工后在河边洗脚、洗铁锹的一张水彩画,那个画展好像都是”右派“写生的。不过当时留在学校就那么几个人,记的有傅小石的铜版人体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画展,不知主办者意图何如。我也没从中提高认识,因为我被最大限度孤立起来,所以也无人提及他们的感想,那几张画不知去向了,那时我还刻了些木刻。

    总之,现在留下在美院画的东西,像广西、敦煌、永乐宫的东西都是戴着帽子画的,我可以自豪地说凡是与我同行的人,没有一个比我画的多的。

    朱:文王拘而《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您是否也是这个效应?

    常:圣人的逆境中大有作为,凡人在逆境中有小作为,运动方向是一样的,这是积极的人生。

    朱:您”右派“的帽子什么时候摘的?

    常:毕业前摘帽子,我既然一直跟班上课,所以1961年8月毕业前摘帽子,然后好分配工作。

    朱:帽子戴了四年,”右派“学生戴几年帽子有依据吗?

    常:不知道,版画系的薛士圻与我同年级,1961年入夏在操场见到说是让他回来搞毕业创作,我俩同时摘帽子,毕业同被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袁运生比我高一年级,可他是1962年毕业的。

    朱:什么时候平反的呢?

    常:摘了帽子就是人民了,但是有人习惯叫”摘帽右派“,文革时又叫”右派“。因为那时红卫兵不承认摘帽能改变其反动本质,所以”黑五类“是”地、富、反、坏、右“,皆属被横扫的牛、鬼、蛇、神,直到1978年我在地毯厂图案室工作时,接美院通知回校把当时的言论去重存轻,变成了改正“右派“,不久又接到通知,彻底销毁那些材料又成了错划”右派“。

    朱:这”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错划右派“,从1957年到1979年,竟经历了二十余年。

    常:要知道有人是戴着帽子死的,高庄(国徽主要设计者)的夫人说,高庄在平反会上一直不承认是”右派“,如今死了,我也不必要平反。

    有人一直戴了21年的帽子,比之他们我是幸运的。

    朱:对那些整过您的人,您怎么看?

    在一场悲剧中我们都是演员,我是命运悲剧的演员,他们是性格悲剧的演员。

    吕: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工艺美校,情况如何?

    常:1961年正是困难时期,物质贪乏,饿其饥肤对我倒不算什么,能教学画画我很满意,那时学校刚建校在阜外白堆子轻工学院的,地方不大,十几位教师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双层床多,这样的条件对我也是无所谓,因为四年帽子给我压得太累,忽然得到解脱,心情愉悦,物质条件的困难不在话下。

    当时教课正两三年,我又遭到批判。从1964年春开始就进行教改,讨论来讨论去,矛盾指向两人,装璜那边揭批的是薛士圻,基础这边揭批的是我,不过那时不像以后“文革”那样要“喷气式”,还是可以“负隅顽抗”,揭批材料包括L(校长)脑壳像灯泡,L(书记)工资已经一百多,每长工资还不落空,暑假前忽然弄了个展览会,我与薛的黑画,薛的画都是水彩沉淀效果图,我的好批,有反诗为证,“曹霸画马”,批词是唐玄宗翘二郎腿(画时我从未考虑影射谁,批时也未说明我影射谁,但那二郎腿就成了要害),“自画乘马像,仆笔嗜如狼,奔跑终日忙,赴(干)李(公麟)笔下马,皆作果腹粮”,这好批,即有狼字,那就是狼子野心。

    “林冲夜奔”五律末联,“路穷方知本无路,何不早登忠义堂”,这句最要命,非问我你的忠义堂在那里,我自然说不出来,于是由着他们在地图上乱指,展会由L书记陪着我看的,他小声对我说(其时当时只我二人)你要是不写这些字就好了,(我心想不写字,不说话,也一样,时运又该我倒霉了),后来68年我又成了内部矛盾,革命委员会让我批判,我就把他那句话端了出来,革命群众高呼:L有那么回事没有?L低着头回话:“有、有”。下面也没深究,意思都明白,走资派,形左实右,和“右派”沆瀣一气。

    那位胡批的醉雷公,L君文革时因为画“大红马”又让别的醉雷公胡批了一顿,他也尝到被胡批的滋味了。

    朱:此后呢?

    常:1964年7月至1966年9月,我在西山双林寺(二轻局造林队)劳动了两年

    吕:两年多没画画

    常:每年造林分春季、雨季、秋季,造林去劳动的一期一般两三个月,主要是挖水平条和鱼鳞坑,冬季只是护林,像我这样长期户口,冬天就是每天上山走一圈,看看放的羊有没有啃树,下山到上清水村里指挥部取一下报纸信件,所以有时间画画。

    1964年冬用铅笔画了一套《李娃传》连环画,画了一套《飞将军李广》连环画,画了一套《唐诗里的妇女》其中有一张《玉阶生白露》,1980年代再画了一张,最近又画了一张。

    朱:在西山赶上”文革“了吧?

    常:1966年夏文革开始,“十六条”发布了,其中竟有这样的字样,说可以不参加,我还真的找队长说我不参加,但是个人意愿不算数,造林队里有个M同学是64年在校看过展览的,她的记性还真不错,把那次展览的“材料”全搬到双林寺,这下我又被隔离了,每天找个清静地方写检查,其实那时城里大小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派,造林队长,大小也是个头,尤其在山里,一跺脚四山乱颤的,所以他心里紧张,不让大学生回城度假(那年分配二轻局的大学生一律到西山锻炼一年),后来顶不住压力,还是让回去了,但是他不让我回去(亏了他不让我回去),不然赶上8·18我非死既伤。

    学生们回去取了经,回来就把老冉打倒了,戴上高帽子,技术员(戴帽右派)和会计(伪警察)作陪,到村里游街,开批斗会,后来有的村民喊,给他的手表摘下来,其实造林队与当地村民本来有利益之争,革命小将一瞧情势有些失控,赶紧收兵回山了,后来来了个工作队,给造林队收了摊,我也得解脱,1965年造林队在坍毁了大殿的地基上,造了五间房,中间迎门我画了张壁画《红林图》,以双林寺为中心,周围几座山,山上有各种造林运动,场面很大,那时照像都在那里以它为背景,1966年我被隔离,这《红林图》自然被抓了现行,我把冉队长画在大门左侧的黑版前看版报,批我的人说我不表现队长参加劳动,我解释说那是他关心政治思想工作。

    现在冉队长成了走资派,《红林图》的问题,工作组一句话,拿白灰刷了不就得了吗,这一句话我得到解放,可那张宏篇巨制也毁于一旦。工作组先走了,留下话,让队员都回二轻局分配工作,我和薜士圻被两位红卫兵送来学校,在火车站看到有剃阴阳头被压解的牛鬼蛇神,而我们四个人,与犯人和押解人之间有分别,暗中庆幸,9月9日到校,武斗风已过去,什么剃头,挂牌子,挨打等等也错过了。

    吕:回学校以后呢?

    常:那时武斗风已过。回去自然归入牛鬼蛇神队伍,每人一把扫帚,一把拖布,两人一组,我正好和L书记一起扫二楼楼道和厕所。得空我问他1964年搞我和薛士圻是为什么,他说1963年毛主席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学校总得响应吧,不知毛主席要搞谁,你们是明摆着的,所以……。我说现在知道要搞谁了吗?他答:搞党内的走资派……后来,L副校长和我透露,批了我等二人,报告崇文区委去报功,说又打倒两个右派,崇文区委回复现在没这个指示,他们也无权发帽子,结果弄巧成拙,最后没法收场,开个画展胡批一通,最后也没结论,放到西山存起来,等过两年知情的学生都毕业,再回来上课。

    朱:劳动之外还能做点什么?

    常:那时所有黑帮都集中在地下室的男浴室里,不过是读读报纸念念流行的传单小报,有时扫地时看看大字报,有一次全体黑帮男女20多人在操场劳动,搬一个篮球架子,我抬头一看这边就我一个人,所有人全跑那边去了,学生们在宿舍楼窗户里看热闹,指指点点,说说笑笑。还有抄家的东西堆放在地下室女浴室里,让黑帮清理,其实就是装麻袋,运去回炉,我在里边发现了一本唐人传奇,还有郭风惠先生(他本是代课教师,是美校红卫兵抄来的)的《风惠楼诗抄》(印本),还有一本小册,里面都是郭先生小楷的诗抄,还有一方石章,印文“燕南赵北”,都被我抢救了出来。

    朱:您与郭风惠先生有交住吗?

    常:郭先生1963年在学校教书法,极受学生欢迎,他那时上课来得早,总是到我的宿舍小坐,(那时教师宿舍是和教学主楼的左翼楼连通着的),他给我画过一张花鸟画,我给他画了个肖像,他请秦仲文补的景,自题诗有句“几分彷佛嫌微胖,如此神情似不痴”。郭先生那时60多岁,我20多岁,是忘年之交,约定他要教我作诗,可惜我去了西山,没学成。

    吕: 地下室是所谓的“牛棚”吗

    常:其实关黑帮的地方就叫“牛棚”,一般说在单位里应该是最不宜居的地方,这样才对改造有利,其实那里除了光线不太好,倒是冬暖夏凉,我在那里从1966年直到1968年,后来年宣队让我搬出来我还真不忍心离去。

    吕:除了劳动之外呢还有“揪斗”吗?

    常:当时常被揪斗的主要是走资派L校长和L书记,我没被揪斗过,只有一次65届毕业生回来闹革命,把他们班上一个同学揪回来斗,说是反革命,因为此同学过去跟我不错,拉我去受教育,后来我说上厕所,——溜了。

    吕:还有呢?

    常:有一次我的原上级L老师,领着几个红卫兵来找我说要看日记,其实1964年以后我不写日记了,拿走了一本毛主席诗词,因为那上面有我用行草写的毛主席诗词,后来我明白了,当时出现许多反动标语,拿去对笔迹去了。

    吕:如此严酷的环境您该画不成画了吧?

    常:在牛棚里画了两张画,都很小,都是我抢救出来的唐人传奇里的人物,一张是《红拂女梳头》,画在绿色大字报纸上,很小,后来80-90年代画过一张挂在国画教研室,同学们见了喜欢,敢开嘴的我都给画一张,其中有张大的,登在《中国艺术大展作品全集》国画卷。

    还有一张略大些是1967年开春画的,是头年糊在纱窗的宣纸变成瓦灰色,非常可爱,画了一个,《懒残履石》这张画不像《红拂》那样,没人要,后来没怎么画,只是今年又画一幅。

    朱:您什么时候离开“牛棚”的?

    常:1966年秋过,军宣队搞清理阶级队伍,1967年牛棚里的人又被集中到一个新牛棚,这个队伍更大了,凡是岁数大些的,解放前有一段历史的人全进去了,我的历史虽不清白但清楚,所以不归入此类。但然也不属于革命群众,这几个人开批斗会,既不斗人也不被斗,坐在会场后面受教育,此时已不劳动,这个地位名分不明,于是我薛士圻,还有L,主要向革委会提出要求劳动被采纳,我和薛到锅炉房当了管子工,冬天跑水,堵漏拆暖气(那时学校玻璃特破,暖气常被冻裂),夏天再修好装上去,开始不准烧茶炉,后来也可以了。

    有一次外面敲锣打鼓,是二轻局到学校开会的干部送来感谢信,感谢工人师傅为他们服务,其实当时有一位老工人在场,我说您去接过来,他不动弹,我只好说师傅不在,我先代收下来,我又不能说我是来劳改的,那多煞风景。

    1969年军训团把阶级队伍清得差不多了,又全成了内部矛盾了,学校就撤销了,因为是资产阶级大染缸,人员都分配到二轻局所属的各个工厂去劳动,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被分配到宽街的地毯四厂。

    朱:您在地毯厂呆了几年?

    常:1969-1979整整十年。1969年到1972年单纯劳动三年。

        吕:您会织地毯吗?

        常:地毯四厂是机织地毯,又叫提花地毯,工艺和提花毛巾绒毯一样,经线是棉线,纬线是经提花板控制打上各色毛线形成花样,我既不会织手工毯,又不用作挡车工,那是技术工人的事,我去了还是当管工,这在学校已经很熟了,到了这里量个尺寸、蹬梯爬高。安装拆卸都行,很得师傅青睐,冬天烧锅炉,还得到车间询问挡车工,温度如何?我就使劲烧,烧得烟卤通红,车间都开窗户。还当过搬运工,蹬三轮到崇文花市去拉毛线,在崇文门刚过中线,由东向西一辆卡车抢红灯过来了,眼看要撞上,我向左一打把车横过来,差点没翻车。一次跟汽车到清河拉毛线,我和小张在驾驶楼子后面的毛线上抽烟,火星飞落在毛线包上,冒了烟,越按越着,只好叫停车,才算弄灭。回来后小张和押车的沈沁被叫到革委会谈情况,可能排除了我的纵火嫌疑,但是在全厂广播里通报了我一下。

        朱:看来还有政治压力?

        常:正是文革中间,我来厂还是在锅炉房。那个让文师傅讲都是黑半截的主,有从前的厂长走资派、书记,年龄较大的工人,以前卖过大力丸、卖过自己兵的贡师傅,当过小业主的老师傅等等,但是我干什么都行,一定卖力。1970年冬天挖了一条防空洞,三厂在宽街山老胡同,原来是三进院子的民居,在那里挖防空洞是很憋屈的,挖到东边夹道时隔壁人家的后山墙塌下来,立时就填平了一段,同时砸断了消防水管,不到半小时挖出来的一段防空洞就灌满了水,有个青工下去以身体堵水管,我知道不行,就和一位汪师傅到派出所去找有关单位关截门,结果井盖被挖出来的土埋上了,直到天亮才止住水,为此得以休息一天,因多日不洗澡,到澡塘一看双腿像上了黑漆。

         1971年上洗毯,让我到总厂去实习,然后到三分厂去建立洗毯车间(那时四厂的领导兼并了三厂),三厂也改成机织,我还洗过一阵地毯。还参与空调系统的建造,仓库梁架的建筑,尤其是厕所,师傅全权交给我。我用水泥抹的粪坑,绝对流线型,冲水非常畅快,后来又叫参加技术革新小组,W主任(革委会)跟我说你这个知识分子不一样,让干什么还都是个样。三年劳动落这么个评语不易,我的信条是跑得快的骡子挨不着鞭子,何况你只要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们不会岐视你,而且他们没有像我在美院和美校遇到的那些演性格悲剧的人。

         吕:这时候还是画不成画了吧?   

     常:1972年我借到一部石印本《聊斋志异》,抄了一些篇,那时正在洗毯三班倒有些时间,画了二十几张《聊斋》插图,因子女出生也要忙家务遂停下了,直到1980年代中补齐为《聊斋百图》。

        朱:1972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搞了个“归队”,您归了队吗?

    常:那时归队,学校没复校归到图案室,四厂延用老毯铺的名称,叫样子房。样子房是把小样放到和地毯一样大,织毯工把晒好的大样挂在经线后面,依图栓毛毯头。四厂的图案室还包括设计小样,因为提花色彩限在四色以内,所以要设计,放大之后,还要在坐标纸上按大样把花纹用几种彩笔涂好,依此再轧花板,我的工作是设计小样。一年以后,我被调到三厂图案室,我在四厂设计的四个样子都带过去,成了三厂首批产品的样子,其后的意匠图和花板都是在四厂图案室完成的。其实三厂建厂的安装、基建都是四厂稿的,而此时和四厂脱了钩,另委了两位L主任,三厂的W主任气死了。

        朱:在三厂图案室是否很得意?

        常:工作上我完成的没说的,也能画些图画。在图案室有八个人跟我画小鸡,有一个学画虾可观,但然这都是在她们本能工作之外。但是1976年前后明显地感到政治压力,比如1974年1975年到江南和西北去取经,我的理由是蚕要吐丝总要吃些桑叶吧。虽说两次都是去了三个人,两次都有我,但是L(大)主任(当时两主任都姓李,一个是大李,一个是二李),在一次会上就说蚕要吃桑叶,但是你不是蚕而是大肉虫子,吃了桑叶,吐不吐丝就另说了。所以有人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大肉虫子。

        后来大李二李都搬到安贞医院对面地毯厂宿舍楼,大李中风了,在土城有时也遇到,我说李主任您好呀,他呜噜呜噜也听不出说什么,二李1990年代到美校看过传达室,不久听说脑溢血死了。

        朱:大李说话还很有水平?

        常:他自己说不出来,那时三厂有一位同志,没有官职, 属于顾问,参谋一类的人物,我想是他的创意。

        吕:再后来呢?

        常: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图案室受命连夜布置灵堂,等开追悼会时图案室两个小青年在图案室静坐,不让参加,后来听说是家里杀、关、管的是不许参加追悼会的。我呢,左边一个车间主任,右边一个班组长,这好像也是有意安排的,我也不知为什么,当时真的泪下如雨。

        朱:那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

        常:小百姓是风雨中的小草,此后《毛选》五卷出版了,五卷里有反右的文章,而且念这篇文章的时候是高嗓门,好像给我听的,我等着再一次噩运的到来,哪知道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朱:1978年恢复高考时有哪些人到地毯厂访问过您?

        常:史国良是地毯厂的工人介绍他来的,我忘了说些什么,只记得他是那个师范毕业生;龙瑞是美校学生,我没教过他,他考上李可染的研究生后来看我,我告诉他就学黄宾虹,别学李可染;邓伟是同室刘震介绍的,邓后来到世界各地专给名人照像,因而出了名;贾浩义是徐世宁同学的老师,可能是他介绍的,忘了谈些什么了。现在这些人的名声都很大,当时却真看不出来。

         朱:1979年您该回美校了?

    常:1979年美校恢复,把教业务课的老师要都招回去。当时公司L书记(就是文革前的L校长),开始不愿让我走,为此他想给我个工艺师,我去找他表明态度,不在乎职称,我还是愿意回去教书,他答应了。

         朱:从1964年到1979年,经过15年后您又回到美校任教,是否感觉像换了人间?

         常:此时邓小平同志把知识分子归入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撤底解放了我,他把科学技术归入生产力。

        所以说1980年代起,我努力把失去的15年时间补回来.1980年代我完成了两大工程,在1983年至1984年用时约一年画了《世说新语图》四百余幅,1980年代末又进行了修定,编排最后是350张。其准备最早是1980年代初,甚至有些技术准备可以推到60年的西安、敦煌之行,可以说是我一生的代表作品。

        另一个是完成了《斋聊百图》。其次是1979年、1980年带学生到邯郸彭城陶瓷厂去实习,我接触到陶塑和画陶,后来学校在十三陵开了个神路窑,我还常去绘陶,再后来在校内有个电窑,我又参与画了许多陶器。

         朱:您的山水画什么时候转成主攻科目?

         常:一直以人物教学为主,虽然也画些山水,但都是临摹自己画过的一些,但离不开石涛,1980年代末到 1990年代,我上山水课,主要教材是沈周作品,后来外出写生较多,五上黄山,三上华山,两次入川,两上雁荡,渐觉沈氏有笔而乏墨,不足以表现真山真水,所以此后转向研习黄宾虹,画了大量纪游山水。

        吕:您的花鸟画是什么时候练的?

        常:从1950年代就崇拜齐白石,那时就临齐,后来不断在研习,那决不是一时半会能达到的,1990年代《齐白石全集》出版,我几乎全临下来了,我做为资料存着,另外作为工夫存在手上。我很少买书,而是画书,买书反而不画,借着临就可以存资料长本领,我不大赞成什么都拍照存入电脑,那样虽便于检索,但是手上的功夫没得练,所以我有许多石涛、沈石田、龚贤的临本,而我同时手上积淀着各家的本领。

    近来我的人物画也在变,1980年代还是以任伯年为主,线、墨、色的表现力在齐白石人物画面前总觉软弱,前两年我曾临了我能见到的全部齐白石的人物画,我的人物画风格又有新面貌。

    我的人物画,早年注意结构,着重线条的位置,近年注重笔墨,着意概括传神,在我画的戏剧人物上,深受关良先生影响。

        朱:感觉您对陶俑的兴趣一直没有断?

        常:首先他是中国古代雕塑里一个很大的部分,第二是他的史料价值,穿戴气质是最直观具体的,它是当时的样子,这对画历史画很重要。京剧的鲁肃和况钟穿戴一样没关系,听戏听的是唱,看的是做派,穿戴是什么不重要,要画鲁肃就不然了,得看东汉或三国俑,再则我画俑还是完成一个即得形体的艺术语言转变为笔墨的语言。

    我最早注意这个题材是1950年、1960年代,那时故宫奉先殿是雕塑馆有陈列,每去我必写生下来。1970年到1980年代,外出到各大博物馆,又大量记录,偶尔也付诸笔墨,从1990年代我就用四尺六裁画俑,按时代排列到现在积累有五六百张。

         朱:您的人物画,比如新疆人、仕女、仙佛、人体不概念化,都比较深入,如何做到的?

         常:我画人物大多出于故事典故,一般是历史人物,比如苏东坡,是在黄州的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的苏东坡,此时此地什么动作、什么神情都要反复推敲精当,所以有时一个题目画多少遍。 我觉得这种画才叫深入,深入不是画的具体像真的,超现实主义腊像只是表面的真实,其实还有一个领域——神态表现得真实,那是画家真正应该深入的。

        朱:您还有一个题材——京剧?

        常:我的京剧写生稿绝大多数都是从电视上画下来的,表现形势是学关良的。我很佩服关良,我认为20世纪有两个半高峰,齐白石、黄宾虹是两座高峰,达到他们一半的是关良,一个学西画出身的人,笔墨达到这个高度是难能可贵的。

        朱:中西结合的作法,您怎么样看?

        常:可以吸收,但结合或者简单的掺合是不成功的,互相吸收,西方吸收东方,像后期印象派之吸收浮世绘、亨利·摩尔之吸收阿斯台克,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吸收印度健陀罗,林风眠则是吸收了民间青花瓷绘和后期印象派。

    吕:1979年回到学校,就只是教学吗?

    常:复校后没有院舍,在永外李村珐琅厂的幼儿园暂时开课,不久又转到白塔寺西廊下的一所小学,1985年才搬到惠新东街的新校址。在西廊下时我还作了四年班主任,还当过工会主席,还作过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委员,从1996年成立了基础课教研室,我是负责人之一,后来分出国画教研组,我当了组长。所有这些职务我都没干好,只有国画教研组长我干的还满意。

    国画组的成员原来都是分散在四个专业科的,大家集中起来,交流切磋,是有利于教学和个人提高的,俞致贞的高足高宗水和田世光的公子田凯,教工笔花鸟;任率英先生二公子任梦龙,教工笔人物课;汪慎生、王雪涛的高足陈征,教写意花鸟,郭风惠先生高足卜希阳,教书法。

    每到教研活动时间,多是合作作画或切磋书法。其中陈征与我合作可谓默契,且相得益彰,从1980年代中到1996年我退休(因我教龄大,所以一直延续到陈征退休的2000年),这个教研室成了全校最活跃的学术活动中心,吸引了其他科室教师及学生。

    朱:那时学校的国画课多吗?

    常:复校以前美校主要课程是素描、色彩、图案和国画,1980年代后加强专业课和三大构成等等专业基础课,所以过去和四大主打被挤去了课时,到90年代初基本国画在中专就没课可上了。

    后来在成人教育大学开了国画班,一直到2003年停课,共有7班毕业生和一个研究生组(三年)毕业,国画组四、五个人才有用武之地。

    吕:那时您教什么?

    常:除了教人物线描临摹和人体写生还教山水,我在人物画方面是总结出笔笔相生一套方法,在山水画方面则是总结出“笔笔相生,阴阳相生,不齐”十字诀。

    朱:简明,实用?

    常:有效。有效表现在无论临摹、写生、创作,同样是一法贯众法。最怕临摹写生两张皮结合不上,十字诀不出这个偏差。

    朱:是,临摹、写生、创作打成一片,包括对于作品的赏析,“十字觉”也很实用。请问您怎么理解人物画的“深入”问题?

    常:有人认为画的工细是深入,我不以为然。我有一个公式(形象/笔墨=艺术性)。假如形象是恒定的,笔墨越多则分数值越小。举例:郎世宁画的鹰和八大山人画的鹰,郎世宁的丝毛,眼睛还有高光,但是谨毛而失貌,八大用有限的笔墨也画了鹰,艺术性高,这时分子是形,若改成神,那郎世宁的鹰,艺术性就更低了。

    我这里不是提倡草率,假如分母只是潦草几笔,形神皆失,则为齐白石所指“欺世”,欺世者尚不如“媚俗”,媚俗还真下了功夫。还能有一个欣赏的群体。

    吕:学习山水画您老让我们临沈周,什么时候能创新?

    常:继承与创新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吴昌硕学任伯年比任伯年高,齐白石继承八大山人和吴昌硕,另出了新面貌,我觉得存心于继承反而可能出新。

    由继承而出新有两种类型,一种像黄宾虹,继承到百尺竿头才出了新;一种像吴昌硕,本来有写石鼓的底子,出手便高,一画就出新;齐白石有篆刻的底子,一画就能自成面貌。

    出新是继承的结果,有的人急于出新也就是“求脱太早”,反而枉然。像某画家,早年学石涛,尚有可观,而后创出一种云水山全搅在一起的大理石画,反而坏了。

    出新若先有模式,那就更糟糕,既然有模式就不新了,那不过是以外国的新(其实也是百八十年前的流派,在他自己觉得新而已),拿来蒙中国老百姓而已,这些自命为创新的人,实际上是拾了外国人的牙慧。

    朱:还有胡来的?

    常:画画像变戏法似的背后洒点盐,洒点洗衣粉,听说有的还有专利,只许他变戏法。这就与艺术无关了,更谈不上创新了。

    朱:您那个公式对王蒙和黄宾虹能适用吗?

    常:同样适用,王蒙的分子大呀,千岩万壑,千栋万树要用许多笔墨,而且笔笔要分明。黄宾虹的分母是“五笔七墨”的排列组合,分母是草木华滋,气象氤氲,自然分数值大,艺术性高。

    朱:谢谢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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