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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A研讨丨常道之“道”非“常道”:重识王秉复的绘画艺术

    时间: 2020.1.3

    从二十年代徐悲鸿的“国画改良论”到五十年代的“新国画运动”,中国画在学院教学原则的支配下发生了多次改革,而有些艺术家虽出身学院,但似乎并不在这套主流的发展系统之内,王秉复就是其中之一。近日,“非常道——王秉复艺术求索六十载”展览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展览按照时间线梳理了王秉复的创作和教学历程,通过系统展示艺术家的教学讲义和代表作品,为我们重识王秉复的绘画艺术提供了一次契机。为了深入理解王秉复的艺术探索路径,12月19日,与展览同名的学术研讨会在央美电教学术报告厅举办,研讨围绕王秉复的绘画理念和绘画语言展开探讨,试图还原其绘画艺术的整体面貌。

    (一)王秉复的绘画理念

    学界常以“怪”来评价王秉复,但“怪”“疯”这类排除在正常系统之外的看法,往往说明我们对一位艺术家的认识较为模糊。王秉复展览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部主任李垚辰从其策展思路谈起,将王秉复的创作观念视作“主流中的潜流”。“非常道”展览试图透过王秉复的艺术探索经历,将其放入一个正常的评价体系内进行定位,为所谓的“怪”找到合规律的理解路径。

    由于主张传统的“笔墨”之法,反对官方将素描作为唯一的造型基础,王秉复被打压成“右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王秉复不能为学界所认同。李垚辰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只看到王秉复的作品本身,却没有过完整地了解其探索过程。本次展览则通过“学法——美院五年”“悟法——骨法发微”“用法——古事新画、教学相长”“多彩人生——王秉复年表”四个板块详细回顾了王秉复的创作经历,沿着展览的呈现思路,从他在央美的求学到工艺美校的教学历程中不难发现,即使在当时的环境下,王秉复也并不属于“偏门”,他一直在主流中博采众长,只不过其探索方向颇具个性。

    那么何为“主流”?何为“常道”?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邓锋认为,王秉复依循的“常道”对应于老子所说的恒常之“道”——既可以永恒不变,也可以永远在变。王秉复的“变”体现在“质沿古意,文变今情”的个性表达中,而“不变”则落脚在“笔墨造形”的传统上。中国画的“造形”迥异于西画的“造型”,前者是“象形之形”和“品物留形”,而后者则是程式化的“类型之型”。中国画重视提取,强调“概略取象”的过程,倾向于用精炼的“线”来描绘客体的形象。王秉复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写生之中,从实践者的角度去理解“骨法用笔”的早期传统。不过,王秉复并没有单纯地采用这种没有太多情绪的线描,他还吸收了较为晚近的写意笔墨传统,同时受到齐白石、李可染、关良等近现代画家的影响,注重主体情感的表达。

    如果说“以线造形”和“写意笔墨”代表了中国画传统的两种不同倾向,那么王秉复则为我所用地将二者的发展道路打通,结合成属于自身的笔墨之“道”。他还将传统绘画的体悟总结为《骨法发微》手绘讲义,融入在教学之中,邓锋认为,“对于中国画怎么发展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我们经历了各种不同的争论,王先生在当下的语境中,强调从自身传统的线索中去寻找路径,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在在“中西结合、推陈出新”方针的引导下,经历了一场针对水墨人物画的教学改革,改革确立了以线性造型为基本规律,吸收素描中透视、解剖等理念,结合中国画传统技法的教学模式。在这场改革的影响下,央美国画系形成了“写生、临摹、创作”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并延续至今。如何在素描的造型观下把握中国画的“笔墨形神”?王秉复在对传统笔墨的理解上与学院产生了分歧,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教授于洋认为,王秉复的水墨人物画常运用“漫写”和“戏笔”的手法,他非常善于观察人物的性格特点,表现人物的形神。但他的手法并不是一种主动的营造,而是在摆脱了笔墨束缚之后从自身性情中生发出的绘画语言,这种“放松”的笔墨形态显然与严谨的素描造型方法产生了一定冲突。

    当然,王秉复并不是固守传统,他对传统本身也进行了反思。于洋提到,以往的文艺理论强调山水画要将第一自然变为第二自然,即“心中的山水”,绘画对象在这种审美化的过程不自觉地文雅化,让画家形成了一种“文人意趣”的范式。但王秉复则颠覆了这种文雅的范式,直面现实地提取、展现,把对于事物最本真的理解表达出来,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于洋表明,“王秉复先生以‘非常态’入‘常态’,进入到一种放松、洒脱的境界中,在延伸传统的同时回归对日常生活的体察。在今天,某种僵化的东西似乎束缚了我们身上敏锐的直觉,而在王秉复先生身上却始终保有这种直觉”。

     (二)王秉复的绘画语言

    除了技法上的“非常道”,王秉复的绘画体裁也有其独到之处。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韩劲松指出,本次展览中的作品《世说新语》《聊斋百图》并不属于传统的册页或长卷绘画,也不能用“连环画”“插图”去定义,它们实际上是一种“笔记体”绘画。这一概念来自中国古代笔记体小说,其特点如鲁迅所言:“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王秉复的《世说新语》系列作品以文入画,不仅录其文,同时拟其体,“他用一种简练的笔墨记人叙事,不沾不滞,有一种潇洒的魏晋风度”,韩劲松评价道,王秉复的笔记体绘画将文学之美与艺术之美结合起来,与古会意,表达出一种精神自足的幽默感。

    对于古代的文学文本,王秉复并非仅靠想象去塑造形象,而是对古人的衣冠、生活环境、典章制度乃至整个社会面貌进行全面理解,再以此进入人物和故事,最终转化为图像。笔记体没有主流体裁的庄严和规范,也没有广泛的教化作用,它只是一种对客观现实的记叙,韩劲松认为:“王秉复的笔记体绘画是一种自然的记叙,没有明确的目的。这种记叙的价值在于活化历史文化的传统,同时也活化了传统的绘画题材”。

    王秉复的系列作品《古墓里的活人》被视为一部表现中国古代人物形象的画谱,王秉复以墓葬出土的陶俑为素材,描绘了历代人物的服饰与姿态。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鹏从四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第一,王秉复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对考古材料进行重新阐释,在处理人物形体和动作时并不完全复刻对象,而是融入自身的理解和想象,构成一种“古今对话”。第二,从笔墨的角度来看,王秉复善于将塑像特点转换为绘图语言,通过水墨呈现釉料和丝绸的质感,表现人物闲适的性情。第三,王秉复在作品中灵活运用中国画的色彩意象,借清丽的用色还原出鲜活的情境,使古墓中的陶俑真正“活”起来。第四,王秉复对人物的观察细致入微,注重表现人物眼波流转中的传神阿睹。在这套作品中,王秉复进行了两种转换:首先是从塑到绘,即从立体到平面的媒介转换;其次是在意象上,从幽暗的黄泉转换为明朗的人间。这种双重转换的过程体现了传统绘画中“塑绘结合”的思维方式。

    《帅府园老美术馆的展厅内》是王秉复的一副速写小画,描绘的是1958年央美老美术馆的某个展览现场。中国美术馆馆员徐梦可从图像的组织形式出发,尝试解读画面透露出的信息。王秉复通过三条线分割画面,将密集的人与物安置在有序的空间内:第一条是地平线,交待人物所处的位置;第二条是视平线,与观者的目光齐平;第三条线交待了画面空间的高度。画面反映出两个关键的历史信息:首先是新时代的到来——不同于传统的私人或艺术团体的“雅集”场所,展览变成了一种公共空间,观展者不是民国时期精英主义眼光下的“公众”,而是“人民”。另外,这幅画还体现了“大跃进”时期艺术展览的特点,当时的官方艺术机构以数量来衡量艺术创作,因此造成了画面中展品如此密集的状况。徐梦可认为,这张画是对一个特殊历史瞬间的回顾。

    研讨会上,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吴雪杉以王秉复的组画作品《钟馗》与《九歌》探讨其“戏仿”的创作方式。“仿”与“临写”都是中国画的传统,王秉复的《钟馗》建立在大量的临写之上,但这种临写并不是单纯的照搬,而是带有变化或批判性的模仿。对比任伯年笔下的钟馗,王秉复的临写略去了其中细致的描绘,看似手法“生涩”,却延续了明代董其昌“画欲生不欲熟”的传统。王秉复笔下的神话人物形象,一方面来自明清的传统图像以及近代以来齐白石等画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其独有的调侃式趣味。在当今这个无神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如何对神话人物进行再创造?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吴雪杉认为王秉复兼顾传统与现代的“戏仿”就是一种尝试。

    (三)重思王秉复的艺术价值

    1956 年,王秉复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画系(1958年更名为中国画系),师从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宗其香、萧淑芳等名师大家,在校学习期间曾前往山西芮城永乐宫、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王秉复在央美学习之际,国画系虽存在着内外矛盾、政治压力和学术纷争,但当时的国画系教师仍在积极探索中国画的发展道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曹庆晖认为王秉复不属于某一家或某一派,而是综合吸收了这些画坛巨贾在艺术探索时获得的经验:李可染通过研究写生,提出了“意境”和“意匠”的概念;蒋兆和强调以形写神,总结出一套写生方法论;李苦禅则为大写意花卉作出了示范;叶浅予提出了“八写、八练、四临、四通”作为人物画的基本功。

    除了来自学院的影响,王秉复的还从民间传统中汲取经验,因此,不同于古代文人精神中最核心的“书卷气”,王秉复的画面体现出一种质朴的泥土感——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怪”。但在当今这个更加开放的时代,这种“怪”其实就是艺术家的创作特色,而不再是一种被排斥的“异类”,曹庆晖表示,“近年来,我们越来越重视这些在过往被忽视的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当下进行了什么新的突破,而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面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确立中国特色的问题时,我们才重新发现这些艺术家的独特性”。

    2016年王秉复外出考察期间,他的助理刘彦萍在工作之余跟随其学习绘画。此时的王秉复正在创作其自传性绘画《多彩人生》,因此,他便启发刘彦萍以她自己的人生经历为素材绘制了组画《刘姐的秘方》。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雕塑系教授张伟随王秉复考察期间,见证了这组作品的创作过程,他回忆道:刘姐先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然后王秉复根据她的叙述进行构图,最后指导刘姐描绘、上色。作品展出后,有观众惊呼:“堪比丰子恺!”在张伟看来,这种惊叹并非夸大,因为在创作过程中,刘姐讲述的是自己的命运,是最打动人心的现实,而王秉复则用其毕生修炼的功夫和方法轻松地构建作品。他们其实分别切近了艺术表达的两个核心——实指与法度。“实指”是痛点、是对现实的揭示,“法度”则是对技法与尺度的熟练运用。张伟认为,王秉复在不断的笔耕中自得其乐,不仅得益于出神入化的技法,还有对“实指”的体会,“王先生最终吸引我的不是笔墨的东西,而是一种观察和认识,是他创作的态度和生活的态度”。

    “非常道——王秉复艺术求索六十载”展览以及研讨会将王秉复放置在超脱于“现代”与“传统”的系统中,结合作品回溯了王秉复坎坷的艺术求索经历。在时代变革之际,王秉复保持内心的执着,在艺术创作中满足对真诚生活的渴望。时至今日,王秉复仍在不断创作,他既循“常道”而行,对中国画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研究,又基于生活体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形成了一套个性化的“非常道”——此“常道”者,非“常道”也。

    文/胡子航

    图/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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