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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病故我在?” 西方艺术里的“疾病”

    时间: 2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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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自然抗力、疾病斗争、灾难博弈的过程,贯穿着人类的历史发展。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反复出现的瘟疫、鼠疫带来的巨大灾难,梅毒肆掠反映的社会问题,西班牙流感卷走大批艺术家,甚至令奥地利分离派的主要成员们纷纷离世。

    疾病令世人恐惧,在严肃的疫情面前,艺术与文化的价值似乎并非直接,但始终共情,传递着最深刻的现实反映,也承载着极大的能量——面对疫情、灾难、恐惧,艺术家行动了,并且,始终在行动。那么,西方艺术史上的绘画又呈现过与疾病之间的哪些现象关系、记录着些什么故事?

    “黑死病”(Black Death)

    丢勒,《四骑士》,1498.jpg

    丢勒版画《四骑士》是为《圣经》启示录所作的十四幅木刻组画之一。四骑士分别象征战争、饥饿、瘟疫和死亡,这四者无疑是对人类最具威胁的象征符号,战争万分可恶,但大面积的瘟疫和疾病的杀伤力却并不低于此,割裂着肉体,也消耗着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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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的“黑死病”(Black Death)无疑是当时席卷欧洲的重大灾难。从1347至1353年,夺走了2500万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仅为其人口的5%。足以看出这场瘟疫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灾难。

    《死神的胜利》中“死神”化身成骷髅,开始了其在人间的扫荡。远处战火四起,硝烟弥漫,树木枯萎,庄稼凋零。近处,骷髅组成的军队正向活人进攻,一辆马车上盛满刚刚被杀死的敌人的头颅。在这幅画中,在死亡面前似乎人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富贵贫穷,无论任何阶层,平民甚或国王,都免不了被死神裹挟的命运。

    1920px-Nuremberg_chronicles_-_Dance_of_Death_(CCLXIIIIv).jpg受黑死病的启发,"死亡之舞"寓言着关于死亡的普遍性和中世纪后期常见的绘画主题。

    1656年来自罗马的瘟疫医生漫画.jpeg

    黑死病时期的“鸟嘴面具医生”,标准配置是鸟嘴面具、木棍、厚重大衣(醋泡亚麻布或帆布)、玻璃镜片等。他们用长长的手杖处理,不直接接触病人。

    但有许多学者把黑死病看作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这场灾难带来的痛苦却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使教会失去了精神上的权威。人类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提倡社会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作为突发的特殊因素,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理性与科学思想的萌芽,也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发展。

    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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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urer, 1471-1528),1496年的彩色版画作品——《身患法国病的人》。这可能是已知的最早关于“梅毒”的创作,描绘了一个患病的男子,全身布满脓包。

    在美国医学教授德博拉·海登的《天才、狂人与梅毒》的著作中,通过历史研究,列述了众多与“梅毒”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名人们。书中表示,哥伦布从新大陆将病毒带回了欧洲,也由于欧洲社会当时的糜烂关系,使得病毒大面积扩散。其中篇章的“梅毒名人展”包含了弗兰茨·舒伯特、罗伯特·舒曼、波德莱尔、莫泊桑、尼采、奥斯卡·王尔德等等,包括艺术家梵·高、高更、马奈等人也曾患病。该著作备受争议,但也通过另一种思路揭示了对文明的思考、警示。

    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一种被称为西班牙流行性感冒(Spanish Flu)的传染病在全球蔓延,造成全世界近5亿人感染。这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迫结束的原因之一。而这之中也有不少艺术家不幸感染。

     克里姆特,《死亡与生命》,1911-1915.jpg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是一位奥地利知名象征主义画家。他创办了维也纳分离派,也是所谓维也纳文化圈代表人物,作品中多表现“爱、性、生、死”。1918年,克里姆特因患流感引发肺炎去世。

    埃贡·席勒(Egon Schiele 1890-1918)20世纪初奥地利绘画巨子,表现主义画家,维也纳分离派的重要代表。1915年因陆军征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回到维也纳,专心从事艺术工作,未料,1918年席勒怀孕6个月的妻子死于西班牙流感,同年席勒也因传染上西班牙流感逝世于维也纳,年仅28岁。

    奥莉地分离派的先驱们建筑师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科罗曼·穆塞尔(Koloman Moser)也相继感染去世。奥托·瓦格纳是维也纳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建筑师,他参与了维也纳城市的规划方案,也是欧洲早期城市的典范案例,与学生共同设计的分离派的之家建筑也成为经典。正如写在展览馆的入口上方分离派运动的格言:“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艺术,艺术有它的自由”  (Der Zeit ihre Kunst. Der Kunst ihre Freiheit)。

    爱德华·蒙克 《流感中的自画像》 1919年.png

    “我继承了人类两大最可怕的敌人——肺结核和精神错乱症。疾病、疯狂和死亡是自幼缠绕在我身上的三大恶魔?!?/p>

    ——爱德华·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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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1919年的大流感传播到挪威后,250万人口的挪威差不多一半人染病,1.5万人死亡。蒙克是成为幸存者中的一个。他同时也在患病和痊愈后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挪威艺术画家爱德华·蒙克绘画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悲伤压抑的情调。五岁时,蒙克失去了母亲。十四岁时,他的姐姐苏菲死于肺结核。妹妹劳拉在非常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1889年,他在巴黎获知了父亲的死讯。1895年,弟弟安德列亚斯在结婚后不久去世。

    蒙克的《呐喊》几乎是现代人类焦虑的象征作品?!段怼罚═he Vampire)是另一幅他不断描摹的图像,《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也十分血腥,恐慌。1906年起,蒙克本人也多次因精神疾病、酗酒问题进入疗养院休养。疾病与死亡几乎伴随着蒙克,是他创作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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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米歇尔·???nbsp;《疯癫与文明》

    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导噬?,??麓游唇缍ǚ桉?;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麓游窗逊桉驳弊饕恢止δ芟质?,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疯癫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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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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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爱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爱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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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上部首先讲述在大航海时代,梅毒被殖民者从新大陆带回欧洲,并逐渐在欧洲散播的故事,以及人们对付这一绝症的手段。其次,从现代医学角度解释这一疾病的根源和病理特征,以及现代治疗手段。下部讲述近代以来,诸多名人均不能在此一疾病中幸免,其中包括希特勒、尼采、王尔德、梵·高、林肯、贝多芬等等。梅毒在给他们带来肉体上的痛苦和死亡之外,同时又刺激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一部分人获得非凡成就,而另一些狂人则给人类世界带来灾厄。


    ——

    瑞典病理学家福尔克·汉申(Folke Henschen)曾说:“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2020年的春节注定是不平凡的,这场没有硝烟的奋战,落在所有人的肩头。不断变动的数字、时情,时刻刷新的新闻,漫天盖地的信息轰炸,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想象力、故事、作品、艺术与文化,或许能够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在“不出门、勤洗手、多通风”的同时,带来一丁点善意的思绪宁静与心灵慰藉。

    编/艺讯网

    图文资料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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